《58人》：中國共產黨的緣起-53連載 作 者：馮精志 吳曉平 第三章第4節(jié)續(xù)250-255頁2025年9月 4 日 輔仁學社是湖南學生在京社團，1920年1月18日，毛澤東、羅章龍和輔社成員在陶然亭集會，會后在慈悲庵山門外古槐前攝影留念。學生鬧騰成不了事。后來的“驅張”由軍閥接手。吳佩孚和馮玉祥對張敬堯白撿了個湖南省長本不服，趁此時機，與譚延闿達成默契，吳佩孚撤出衡陽，敞開張敬堯的南大門；馮玉祥敞開張敬堯的西大門，放湘軍長驅直入。張敬堯所部不得不滾出湖南。張敬堯受到“迅即來京查辦”處理，他弟弟張敬湯在“鄂州執(zhí)行死刑”。 “驅張”后，毛澤東沒有離開北京，寄宿于楊懷中家靠院門的單間里，每天都能看見恩師女兒楊開慧。這對青年男女在胡同里散步、在院里聊天，給庭院棗樹培土澆水。據(jù)說建國后，本院住戶給毛主席送過一包新摘的鮮棗。他目睹數(shù)十年前邂逅的老樹結出新果，會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，回憶起被重重時光帷幕阻隔的秋水伊人。 1920年初，楊懷中病逝，楊開慧回到長沙，在望麓園附近船山書院內和毛澤東舉行簡樸婚禮，僅花6大洋請至親好友吃了頓飯。 1920年春，毛澤東領導自治運動，說：“自治運動只是簡單地希望在湖南能夠特別定出一個辦法，將湖南造成一個較好的環(huán)境，我們好于這種環(huán)境之內，實現(xiàn)我們具體的準備功夫。” 易培基不僅是毛澤東在一師的國文老師，還是毛澤東“驅張”赴京請愿的同行者。毛澤東等辦文化書社，首先征求他的意見。他不僅叫好，而且認為：湖南如不補上新文化運動這一課，就無法研究當代世界的發(fā)展趨勢，各種進步思想和新文化無法在這塊土地上生根。他還自愿充當書社發(fā)起人，出面邀集長沙各界有聲望的人士，參加書社的發(fā)起和創(chuàng)辦工作。而在這時，他也是譚延闿的“鐵桿兒”，是譚延闿的省長公署秘書長，兼任省教育廳長兼一師校長。 易培基是湖南省長公署秘書長兼教育委員會委員長。一師師生數(shù)次上書省長譚延闿，請求讓易培基兼任“不景氣”的一師校長。易培基擔任校長后，聘請毛澤東擔任附小主事（校長），全面主持附小工作。“世界是我們的；做事要大家來?！边@是毛澤東為該校寫的一副楹聯(lián)，刻在竹板上，懸掛在禮堂。毛澤東在附小主事的時間是1920年9月至1922年10月，但是他在1922年上半年就離開了，由何叔衡代理，這有當時的一師工資發(fā)放名冊可以作證。 毛澤東在一師附小工作時，招收附近工人學文化。辦工人夜學是毛澤東的“傳統(tǒng)項目”，早在1917年11月，他擔任一師學友會總務時就操辦過工人夜學，大到革新教學方法小到“教室洋油燈四盞，有三盞不明，燈在四角，中間頗暗，應添一盞”的小事都管。 小學校長是賴以糊口的職業(yè)。1920年6月，易禮容從武昌給毛澤東寫信，認為包括“驅張”在內的運動效力不十分大，建議“回到湖南去，采取一種最和平、最永久的法子，造成一個好環(huán)境，鍛煉一班好同志”。毛澤東重視易禮容的意見，回長沙聯(lián)絡何叔衡等創(chuàng)議籌辦長沙文化書社，得到湖南一些上層人士贊同。馬克思主義在湖南傳播的形式有多種，影響最大、傳播持續(xù)時間最長的是文化書社。 1920年8月2日，毛澤東、何叔衡、彭璜、易禮容等17人在長沙楚怡小學召開發(fā)起人會議，推選毛澤東、彭璜、易禮容為籌備員，通過了書社《組織大綱》，租長沙潮宗街湘雅醫(yī)學專門學校的三間房子，作為文化書社社址，請剛就任湖南督軍的譚延闿寫了招牌。 9月9日，潮宗街56號的文化書社開業(yè)。在鞭炮、鼓樂聲中，譚延闿在一群“長袍子先生”簇擁下，坐著八抬綠呢大轎來到這里，下轎后親自剪下紅綢，亮出了牌匾，那上面是“文化書社”4個字，自然是頗見功底的譚氏書法。 11月6日，《湖南通俗報》上刊登了《文化書社第一次營業(yè)報告》，從8月2日起至10月22日，投資者有姜濟寰、毛澤東等27人，共收銀519元?？梢娊鉀Q沒錢的問題，按現(xiàn)在的話說是融資，發(fā)動大家入股。投股搞了三次。個人出資最多的是姜濟寰，三次共投有光洋228元、紙洋18元、小紙洋59元3角、錢100文；長沙總商會會長左學謙投股一次，交納紙洋、銅元共200元，僅次于姜濟寰。另外投股的還有易培基、仇鰲、朱矯、楊績蓀、方維夏、王季范、朱劍凡、匡互生、李抱一、張平子、龍兼公、賀民范等。 姜濟寰之所以舍得往文化書社里放錢，大面上的原因不外乎是性格中正平和，與毛澤東這般青年合得來，又有易培基出面相邀等。而內里的原因是，姜濟寰是譚延闿的“鐵桿兒”。譚延闿三次督湘，姜濟寰三知“京兆”，此時升任湖南省財政廳長。譚延闿為毛澤東的文化書社題匾額，姜濟寰就不能不掏出光洋贊助文化書社。 仇鰲是老同盟會員，譚延闿的“諍友”，譚延闿第三次督湘，是他從上海把譚延闿從“寓公”拉到“流亡督軍”的位置上，在永州（后郴州）建立湖南督軍府，在張敬堯的天上另出一個太陽。他是在譚延闿面前說得起話的人，也是官任省府交涉署外交司司長。 毛澤東作為長沙文化書社的特別交涉員，承擔外聯(lián)任務。在他的張羅下，湖南《大公報》三次為文化書社刊登廣告性文件。他做書籍廣告也別出心裁，以夾在出售的《新青年》第8卷第1期中的《文化書社敬告買這本書的先生》為證：“先生買了這一本書去，于先生的思想進步上一定有好多的影響，這是我們要向先生道賀的。倘若先生看完了這本書之后，因著自己勃不可遏的求知心，再想買幾本書看，我們預備著留給先生哩！”“我們社里所銷的東西，曾經(jīng)嚴格的選擇過，盡是較有價值的新出版物（思想陳舊的都不要）?！边@是稍有文化知識的販夫走卒也能看懂的白話文。 書社最初銷售的書籍只有100余種，雜志40多種，報紙一二種，這些書報大部分是隨到隨完，供不應求。在毛澤東的“特別交涉”下，經(jīng)議事會同意，聘請陳獨秀、李大釗、惲代英等人為“信用介紹”，據(jù)此與全國各地書刊建立聯(lián)系。陳獨秀介紹了上海商務印書館、中華書局、新青年社等知名出版社，讓文化書社免交押金先提貨；在李大釗幫助下，北京新知書社、新潮社也給文化書社“最惠待遇”；而惲代英創(chuàng)辦的武昌利群書社出版的書籍，則優(yōu)價供應文化書社。 書籍報刊是特殊商品，是意識形態(tài)的承載體。毛澤東等之所以開書店，首要的是“傳道”。毛澤東說：“現(xiàn)實的急務，莫要于傳播文化；而傳播文化有效，則莫要于辦‘文化書社式’的書社。” 1920年至1921年春，書社與省內外發(fā)生書報營業(yè)往來的有六七十余處，并在本省平江、瀏陽、寶慶、衡陽、寧鄉(xiāng)、武岡、溆浦設立分社和代銷處。機構負責人多由新民學會會員擔任。這張網(wǎng)不僅是文化傳播網(wǎng)，也為聯(lián)絡網(wǎng)。湖南早期黨團組織建立后，書社及其販賣部、分支機構大多成了黨團通訊聯(lián)絡機關或活動場所。1921至1923年，長沙文化書社儼然是中共湖南黨組織的“總機關”。一大結束后，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從上海去桂林會晤孫中山，途經(jīng)長沙時特意在書社停留，與毛澤東、易禮容等聊了很長時間。 《58人》：中國共產黨的緣起-53連載 作 者：馮精志 吳曉平 第三章第4節(jié)續(xù)250-255頁2025年9月 4 日 |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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